Stephanie Shirley:上世纪 60 年代技术界唯一的女性 | 人物志
发布时间:2019-08-29 15:04

原标题:Stephanie Shirley:上世纪 60 年代技术界唯一的女性 | 人物志

她逃脱了纳粹的迫害,成为了一名技术行业大亨,与20世纪60年代的性别歧视作斗争,向慈善机构捐赠了7000万英镑并资助了对自闭症的新研究。本文的主角Stephanie Shirley夫人,她的人生听起来像是一部电影一样......不过现在确实有一部她的自传电影的筹划中了。

下面,就是她自己讲述的亲身经历......

作者 | Zoe Beaty

译者 | 王艳妮,责编 | 郭芮

在男人们会轻浮地捏你的屁股,当你走进会议室,而与会的男人们理所应当地以为你只是去给他们端茶倒水的情况下,销售软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当我成立公司时,人们都笑了——他们在背后笑,自言自语,很少当着我的面说。或许,回头看,正是这给了我动力——我是一名29岁的女性,没有上过大学,作为纳粹德国的难民来到英国,是一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技术工作,是技术界是唯一的女性。我不太喜欢被别人以屈尊的态度对待,作为一个___,这种气我已经受的够多了。

我不是有意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曾经被认为非常“反男性”,我无法忍受这种立场。在现在的2019年,这种说法奇怪吗?我想有些人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刚开始创业的1962年跟现在的世界完全不同。自由职业程序员们,后来组织成了FI,然后是Xansa(一个英国外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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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被送到一所男校时,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男性的主导领域(当时这是唯一可以满足我对数学的兴趣的地方,女孩们一般并不被期望对这些学科怀有激情)。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Dollis Hill的邮局研究站从事计算工作,那里有两个薪级表 ——一个适用于男性,一个适用于女性。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情况,但事情的本质仍然是很恶劣的。

我在客厅里创建了我的软件公司,起始资金只有6英镑。我决定主要聘用女性——前300名员工中只有三名是男性——而且我们完全实行弹性工作时间,以确保她们可以兼顾家庭。但我这么做并非出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我只是想尽力让我们能工作得更轻松一些。

即使是现在,关于女性对雇主期望的调查中总是有两件事会凸现出来:工作/生活平衡和弹性工作制。当时在我们公司,你可以兼职,可以自由职业,可以共享工作。你可以采取年度小时制,最小——最长时间制,零小时合同(我知道这些合同现在非常不受欢迎,但它们在早期确实对我们很有效)。

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可以带狗上班,我们会说可以。(但并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在当时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工作方法——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以及一些嘲笑。例如,泰晤士报开始称我们为“计算机小妞们”(computer birds)。我写给重要的行业领导者们的信件同样遭到嘲笑——一次又一次地被忽视,直到在我丈夫Derek的建议下,我才停止用我的真实姓名签名(Stephanie Shirley——双重的迎面而来的女性气质)并化名成为“Steve”,一个家庭内部的绰号。

很快,回信纷至沓来。我今天仍然使用和喜欢这个名字——比我的本名Stephanie还要多,甚至比我的出生名字,Vera还要多。在某些方面,我认为我当时想要重塑自己——也许我现在仍然想这样做。这将我带回到了最纯粹的最有创造力的年代。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迅速学会了如何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纵横捭阖。我们公司在会议上穿衣的“特有风格”是裙子(虽然我现在几乎只穿裤子),以在与会男性的周围表现的不那么男性化。

当潜在的客户在家里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其实就在我家里)时,听到我的小儿子在背景音中的哭声,他们会很反感,所以我制定了一个策略:我录了我的一名员工芭芭拉打字的声音,然后在打电话时播放录音以创造繁忙办公室的假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非常小心,不要与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男性发生冲突。因为冲突也没有用。我很久以前就会关注平等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在1939年才五岁,当时我的母亲把我和我最爱的娃娃还有和我的大姐姐,9岁的Renate,一起打包送去了从维也纳到伦敦儿童运输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个月,我们成为了10,000名犹太儿童中的两个,这些儿童的父母将他们送走以避免被纳粹迫害。我只记得一些幼稚的事情:一个小男孩在呕吐,可怕的穿制服的守卫,我们脖子上挂着印有数字的小票。

两天半后,我们进入了利物浦大街站。我不知怎么的把我的娃娃弄丢了,后来人们告诉我,我当时是跟着养父母Guy和Ruby Smith一路嚎叫着到达新家的——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在当地报纸上对一个询问是否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个家的小广告给出了应答——新家在斯塔福德郡的小阿斯顿。我们叫他们阿姨和叔叔。

我对整件事感到的是不安而不是害怕。他们是好人,即使他们不会说德语,而我们不会说英语。我的新生活与我在德国的富裕童年非常不同,我的父亲在德国曾经是个法官。

我们很缺钱,而且是难民,我甚至不记得曾经看过报纸。有一天,我在电台听到黑人要求他们与生俱来有权享有的权利,突然间,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在公共汽车上,我看到阿姨公开训斥一名辱骂黑人妇女的白人男子,我开始了解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觉得有趣的是,今天的难民和移民——在遭受如此恐怖之后如此众多的人——似乎并没有像我当时那样得到同样的欢迎。作为儿童难民,我们到了这里并在这里被同化。现在将其与今天接收儿童的方式比比看吧。

我从阅读中了解到,这个国家非常反对移民和难民的那些地区真的对这方面没有多少经验。当然,有许多有爱心的人,但还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另一种语言,不同的种族,肤色或文化。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也都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就在我抵达英国之后,也许我大概六岁左右,不断地有非常善良的人们告诉我,“难道你能来到这里不是很幸运吗?”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意识到他们曾经与____有多接近并不是很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我一直和史密斯一家一起生活,直到我18岁。我是为数不多的儿童转移组织中父母幸存下来并成功到达英格兰的孩子之一。几年后,我见到了他们——分居两地,因为他们已经离婚——可我们的关系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了。也许是因为蒙上曾经苦难的阴影了吧。

最后,我的父亲搬回德国再婚。我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柔和起来。但记住,还没有柔和到足以阻止她将我从她的遗嘱中剔除出去的地步。尽管如此,我认为她现在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我早就决定我想做的就是有所作为,做出些改变。我学习了六年,上夜校,来获得数学学位,从我在邮局的第一个职位,到一家技术公司——CDL有限公司,再到1959年ICT 1301计算机的设计者之一。

到了1962年,我通过工作的关系与我的丈夫,一位物理学家相识并结婚。我们在生活上比较简朴——我们的蜜月在萨里的埃格姆的一家酒店度过——当时手头确实紧。(粗略估计,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年大概给我215英镑,那时的时间好像过得很慢。)我们结婚后不久,我离开了全职工作——我有了新的想法。

同年,我创立了Freelance Programmers,慢慢地,我的生意开始转向,即使它是逆潮流而行的——在那时,在20世纪60年代,未经丈夫允许,女性无法合法驾驶公共汽车甚至开通银行账户。

此外,由于软件之前是与计算机硬件一起打包出售的,所以以固定价格出售软件最初被认为是荒谬的想法——直到大型合同(例如给货运列车的时间安排编程)开始来了。给协和飞机的黑匣子飞行记录仪编程的就是我们团队。

1963年,我的儿子Giles出生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小宝贝,是一系列意外流产之后终于到来的小心肝。作为一位新妈妈,我很开心,前几年很幸福。然后,两岁的时候,Giles不再说话了。我们被告知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特别是在早年,整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圈子内对此病都知之甚少。

照顾Giles成为一件越来越吃力的事情——当他10岁时,暴力,不可预测的愤怒都是家常便饭。自闭症的特点是社交互动和沟通等方面的困难,即使每个患有自闭症的人都是不同的,受到的影响也不同。Giles需要越来越多的呵护,特别是在进入青春期他患上了癫痫时。

他的情绪变得更糟,他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照顾。做家长有时是非常严峻的,并且还要与一份全职工作相平衡,有时候,这一切都变得太过分了。我开始惊慌失措并最终因压力太大而住院。医生告诉我们,在家里照顾Giles的情况已经难以维持,当他13岁时,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去疗养院。

我感到内疚。我知道像Giles这样的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周围有人就够了。他们太脆弱了。护理还不够好——我记得被告知Giles喝了马桶里的水,不知何故,这被接受了,而竟然没有人阻止他这样做。当他20岁出头的时候,我把他带回了家,并决定把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1986年,我成立了Shirley基金会,以进行自闭症领域的探索性项目。

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尽管生活一团糟,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相反,我把我的公共生活重心放在在实现我的下一个梦想上——为了当时的FI能使员工们有归属感而奋斗,这是受到了John Lewis等人的启发。这一过程花了11年的时间。

当我在1993年退休时,我60岁了,我已经把我的大部分股份——差不多价值3000万英镑——给了我们的员工,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是我最大的一次慈善行为,我在这个过程中让70名员工成为百万富翁,这给了我一种惊人的幸福感。到那时,该公司的专业重心已转向业务和技术咨询,业务流程和IT外包。我对它运营的参与越来越少,当我离开董事会时,我感觉公司已经不怎么需要我了。我不想说这种感觉很好,但也许这是对的。

FI集团赚了很多钱。在巅峰时期,我身价1.5亿英镑——是这个国家第11富有的女性。数十年的扩张意味着,即使到1996年互联网泡沫仍在继续,而我即使什么也不做,我的财富依旧每年增加数百万英镑。我不介意将赚钱作为工作的奖励。但是我前半辈子过的都是一周工作80小时那样的日子,现在让我什么也不做,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无耻。

我当然也是看重金钱和我的地位的。我再也不想感受到贫困带来的不安全感了,而且有钱意味着我知道在丈夫和我去世后,我的儿子Giles可以得到长期照顾。但是有些东西消失了,尤其是在退休后,所以我们决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为像Giles这样的人提供适当的护理,Giles当时是20多岁的年轻人。通过Shirley基金会,我们购买了房产,并致力于为自闭症年轻人开发和管理教育住房。一开始并不简单。我们为一所学校购买的Prior's Court大楼花费了1500万英镑——加上装修费用和启动损失,已超过3000万英镑。

但我们开始看到学生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我记得一个小女孩,她的体型好像每周都在长大。我问工作人员我们到底在给她吃些什么。他们解释说,在短短几周内,她的仪态——以前总是驼背——已完全转变了。她挺直了腰板,站得很高。而Giles也很幸福生活在他的疗养院里,叫做The Cuddy,这个疗养院也是我们慈善机构的一部分。可是1998年10月的某一天,我们的生活瞬间改变了。当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Giles已经死了的时候,我正在家里。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癫痫发作。

失去过孩子的父母会理解我当时以及现在的感受。我羡慕你们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对这种伤痛的无知。即使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觉很难开口谈论Giles的事情,尽管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他的生日快到了。我带着爱意思念他,是现实的爱——而不是热爱或多愁善感的爱。具有实用意义的,持久的爱。我现在把这份爱都倾倒进我们的遗产中。

我们的遗产仍在发展着。我们的第一个慈善机构,Autism at Kingwood,是一项支持服务,帮助着150多名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我们还为位于伯克郡Thatcham的70名自闭症学生开设了Prior's Court住宿学校,以及一个培训20名年龄在19至25岁的年轻人的青少年中心。我总共开设了三个慈善机构,都在自闭症领域做着重要的工作。这样一来我就有事情做了,能为之每天起床工作的事情。

我还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了我所信任的项目,例如牛津互联网研究所,一个分析在线信息准确性的研究项目,以及Worshipful Compan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sts公司。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已经捐赠了大约7000万英镑。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我获得了多所大学的荣誉,一个女爵士爵位,最近,在2017年,我成为了IT和慈善事业服务荣誉勋章的成员。我承认,当我获得该奖项时,我哭了。我很少哭的。

我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当人们看着我,读到关于我生活的文章时,我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被误导了——与任何企业家传记一样,我们总是专注于成功,而很少谈论失败,但我失败过很多次。我在美国失败了,我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失败了,我的事业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地顺风顺水。我也有很多遗憾——也许是只有过一个孩子。这是我们有意做出的一个决定,为的是Derek(我丈夫)和我可以专心照顾Giles,因为他需要比正常孩子更多的呵护。

我85岁了,我现在的生活与我认识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大不相同,但我从慈善事业中获得了很多快乐。我也曾经非常沮丧,而唯一已知的对抑郁症的解药就是同情心——人类的天性中就有这种帮助他人的本能——这对我帮助很大。而且,正因为如此,一部关于我生活的电影正在制作中,拍摄将于今年年底开始。

我已经看过一些剧本,这部电影,关于我,一个永恒的局外人——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一切都像做梦一般。他们正在打赌谁会扮演我的角色——Kate Winslet显然正在筹备中,或者是Emily Blunt。谁知道呢?反正,我认为这对我来说都将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吧。

原文:https://www.msn.com/en-gb/money/business/the-85-year-old-tech-entrepreneur-who-made-her-staff-millionaires/ar-AACSD1h?li=BBoPWjQ